马立诚:历史问题不应成为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
2007-06-07 10:55: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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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立诚:历史问题不应成为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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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客中国高端访问

专题 全文 视频 现场 简介

马立诚博客中国访谈核心提示:

  ●如今日本已经是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。
  ●解决中国的问题,最好的方式是渐进改良。
  ●“汉奸论”的流行是狭隘民族主义狂热的表现。
  ●历史问题不应成为中日国家关系间的核心问题。
  ●从法律的角度来看,对日本发动战争的责任的清算已经进行了。

博客中国嘉宾访谈

 

访谈嘉宾:马立诚(著名政论家)

 

访谈时间:2007年5月25日

访谈地点:北京人民日报社

主持撰稿:冯一刀

    马立诚,这位前《人民日报》评论部主任编辑、凤凰卫视评论员,出版过《交锋——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》等畅销书的著名政论家,自从 2002 年提出“对日关系新思维”之后,遭到网上愤青大量攻击,成为标志性人物。如今,中日两国关系经过“破冰”和“融冰”,终于挽回颓势,走出低谷,开始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。

   马立诚说“对日关系新思维”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解。在这几年中,马立诚究竟怎样思考中日关系问题?他目前在从事哪些方面的研究工作? 5 月 25 日 ,马立诚接受了博客中国的访谈,就中日关系、中国的发展等国人普遍关心的问题,谈了他的看法。

“汉奸论”的流行和狭隘民族主义狂热密不可分

  【在马的个别博客文章后面,曾有网友留言骂他是汉奸。这一切,缘于他发表了《对日关系新思维》这篇文章。“情绪爱国往往误国,而理性爱国往往被说成媚外,这是中国的一个悲剧”——马立诚直言国内狭隘民族主义很危险。】  

   博客中国:这两年“汉奸”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比较高,你怎么看这个现象?
  马立诚:这两年,汉奸成了网上一个新帽子,胡乱挥舞,就好像“文革”中红卫兵挥舞“三反分子”的帽子一样。早些时候,柏杨因为写《丑陋的中国人》而被骂为汉奸。章子怡出演日本艺伎也被骂作汉奸,姜文因为参观靖国神社被骂为汉奸。再比如政界,龙永图参与 WTO 谈判,立了很大的功,却被诬指出让国家利益,也成了汉奸。还有体育界,何智丽因为嫁给日本人改入日本籍,打败了邓亚萍,被骂作汉奸。郎平因为担任意大利女排教练,与中国队交手,一度也被说成是汉奸。另外,工业界像“徐工”的老总,因为与凯雷公司谈判徐工被并购问题,也被骂作汉奸。我前天看新闻,加拿大一家公司把英国的路透社给并购了。路透社在英国的地位相当于我们的新华社,那路透社不就成“英奸”了吗?但英国国内没有这样的议论。从这些情况看,我们的网上有人少见多怪,视野非常封闭。一个是狭隘,再一个是情绪化,这两者加起来,动不动就把汉奸的帽子扣给别人,可笑复可悲。
  汉奸该怎么定义?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是这么讲的:投靠侵略者、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类。《辞海》又是怎么解释汉奸这个概念的呢?是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,甘心受其驱使、出卖祖国利益的叛徒。在这两个定义里,有一个要件叫“侵略”,前提就是发生了“侵略”。通俗一点讲,就是指在交战状态下,帮助敌国谋害本国。现在是 21 世纪初,谁侵略我们了?没有。要说侵略的话,最近倒是越南和韩国抢占了我们南海和东海的一些岛屿。

  不过,即使是处在两国交战的情况下,这个定义也不能做简单粗糙的理解,比如前不久,在美伊战争进行的过程中,美国前司法部长克拉克发表声明,要去伊拉克给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辩护,这样高调地支持敌国,克拉克是不是“美奸”呢?另外在抗日战争中,有一些日本军人觉醒了,反戈一击,投降了八路军,并且帮助八路军在前线瓦解日军,那么这些日本人就是“日奸”吗?

  再举几个例子。看看林则徐、谭嗣同和鲁迅是不是汉奸。

  林则徐主张在抗击外国侵略的同时要了解外国,学习外国。这一下子问题就来了。其实林则徐的主张没有错。你跟谁打仗,就要了解谁,就要借鉴和学习对方的长处,增加自己的本领,对不对?可是,对于林则徐的这一点,清朝诸多官员不以为然,甚至声讨林则徐,认为林则徐破坏中国文化安全,说林则徐是汉奸。为什么呢?因为你在用外国的东西改变中国。当林则徐去广州禁烟的时候,广州有一个姓梁的人比较了解各方面的情况,帮助林则徐。但这个姓梁的说,林则徐什么都好,就是这一点不好。这就反映了当时的封闭性。

  再比如谭嗣同。他在《仁学》一书中这样说:幸亏中国海军不如英国法国,陆军不如俄国德国,如果中国的军队更强大的话,就会把世界上人都杀了,把专制皇帝的祸害带到全世界。所以各国压制中国,实在是天意。西方侵略中国,是上帝的仁爱。因为中国的皇帝太野蛮了,中国的皇帝对中国人太坏,所以这个道义优势都被西方人抢走了。西方人动不动就说他们要帮助中国人民,要“灭其朝而救其民”。那么这个道义优势就跑到西方那里去了。谭嗣同说这些话,是不是汉奸言论?这些话比袁伟时的厉害多了。谭嗣同爱国吗?他是不是汉奸呢?

  再如鲁迅。 1932 年 1 月 28 日 ,上海淞沪抗战爆发。日军猛攻上海,炮火连天,弹雨横飞, 19 路军奋起抵抗浴血抗战。第二天,即 1 月 29 日 ,鲁迅就急忙躲到日本人那里。此后一段时期,在上海抗击日军侵略的战争中,鲁迅始终在日本人保护下,整理他的《三闲集》和《二心集》。这还了得么?岂不是百分之百的汉奸? 1934 年 5 月,上海的《社会新闻》杂志七卷十二期就发表了一篇文章,题目是《鲁迅愿作汉奸》。可是,毛泽东说: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,是空前的民族英雄。鲁迅逝世的时候,社会各界称他为“民族魂”,这怎么解释呢?

  还有一种人被说成比汉奸还坏,连汉奸都不如,那就是新儒 家唐 君毅在他的《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》一书中所说的一种人:“为贪便利而改入外国籍”,竟然不当中国人了,干脆当外国人,宣誓忠于外国宪法。 唐君毅说,有些中国人为贪便利自动改变其国籍,谋划久居他国,甚至不用中文讲话,这就是抛弃自己的中国文化本根,“使中华民族陷入万劫不复”,“花果飘零”,断然是一大悲剧。他还说,放弃中国国籍,都不能算成一个人。这本书 1974 年在台湾出版, 2002 年还再版。处在全球化的今天,看看欧盟所取得的成就,你是不是觉得唐君毅的言论过于狭隘了呢?

  那种情绪化地挥舞着汉奸帽子的愤青,一样狭隘可笑。当今“汉奸论”的流行,是狭隘民族主义狂热的表现,有些人脑袋里的逻辑不知道混乱到什么地步了。   

   博客中国:您觉得咱们国内最近兴起的民族主义,总的来说是狭隘的?
  马立诚:有些人的确是狭隘的民族主义。民族主义在国际上的理解等同于狭隘民族主义。它本身是非理性的,是基于血缘而产生的情绪化产物。民族主义有时能够发挥凝聚功能,抵御外侮,争取和保卫本民族的利益;有时又变成海洛因,使吸食者陷入狂热之中,导致战乱和倒退。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要求就是一族一国,这对于中国来说,难道是一个福音吗?民族主义飙升,实际上加强了分裂祖国的力量。另外,民族主义狂热往往和封闭意识联系在一起,“文革”中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闹剧表演得很充分。狭隘民族主义实际上破坏中国国家安全,干扰中国的现代化。对此,我们应该从大局上有一个清醒的认识。

  情绪爱国往往误国,而理性爱国往往被说成媚外,这是是中国的一个悲剧。柏杨曾指出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,是因为中国人的意识结构有问题,缺乏理性。他说,他的一生就是要为增加国人的理性而奋斗。

  博客中国:在您的博客文章后面有一些不理性的网友留言,有的甚至非常激烈,用下流的语言骂人,甚至扬言要使用暴力,您怎么看待?

  马立诚:康德曾经说,知识分子是什么?就是“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”。柏杨正是把这个理念作为自己的追求,所以写出了《丑陋的中国人》,鞭策国人,增进反思,提升理性。这本书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引进大陆的时候,遭到激烈反对,很多人接受不了,说柏杨是汉奸,这本书也被禁了一段时间。

  我虽然不像柏杨那样激烈,但也在努力把理性运用到公共事务当中,这也是我写《对日关系新思维》的原因之一,尽己所能做些事情,促进国人的思维与现代化大楼的建设同步往前。现在是现代化大楼盖得很多,而国人是跟在大楼后面跑。这是什么意思呢?这是说人的思维落在大楼后面,还没有现代化。

  当然,与柏杨的遭遇一样,理性的努力会遭到非理性的反抗,这也在我预料之中。《对日关系新思维》在 2002 年刚发表的时候,反对的意见从南到北、铺天盖地。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。现在网上还有骂人的,其实,支持我的人更多。很多人告诉我,政界、知识界大多数是支持我的,只是他们没有在网上留言或写评论,大家都很忙,谁有闲空干这个?我自己的感觉也是这样。人的思考有一个过程,我相信历史的发展会改变某些人的看法。现在大家对柏杨的观点不是也接受了吗?有些青年人也给我写信,说当初那样激烈地反对我,是过于情绪化了。

  在我博客上的留言,只要是理性探讨,即使是反对我的,我也保存。但对那些骂人的、个人攻击的语言暴力,就要删了,因为让它留在那里有一个不好的示范作用。北大教授郑也夫说,骂人的人当中,有的可能是因为恋爱不顺,有的可能是在单位里受到压力,或者跟家长吵架了……原因固然有种种,但是这样粗暴野蛮的现象,让外人看了,会留下什么印象?那不是加重了中国威胁论吗?

  博客中国:今年两会期间,有一个社科院的学术委员,建议人大制定一部“惩治汉奸言论法”,这件事您怎么看?

  马立诚:我觉得这太搞笑了。首先,“言论罪”跟宪法抵触,因为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。第二,什么是“汉奸言论”?谭嗣同的言论是不是汉奸言论?是不是按照 唐 君毅的标准划分汉奸言论?现在谁侵略了我们?克拉克的话是不是“美奸”言论?投降八路军的日本人是不是“日奸”?

  那位提案的先生指责袁伟时,想把汉奸的帽子戴在袁伟时头上。袁伟时1987年出版的《中国现代哲学史稿》(上卷),被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是研究中国现代哲学的奠基之作。这本著作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拓开了规模,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著作。袁伟时为发展中国文化、建设中国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,我想请问那位提案的先生,你为发展中国文化做了什么贡献呢?

  在中国历史上,有很多勇于拓展的改革者被诬为汉奸,比如《老残游记》的作者刘鹗,因为提议吸收外资开办工业,被说成是汉奸,这样的愚昧无知不能再继续下去了。如果你对袁伟时个别文章有意见,可以展开正常的讨论,百家争鸣,这才有益于创新与发展,上来就说人家是汉奸言论,棍子帽子满天飞,这不是承继张春桥之流的遗绪了么?全国政协拒绝了这个提案,是完全正确的。如果这样的做法得逞,无疑将损害中国的法治,压缩人民言论空间,抹黑改革,打击改革。其实,按照这位提案者的逻辑,他的所作所为实质上损害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家利益,“有利于敌对势力”,他的言论应列为汉奸言论。

  博客中国:您去过几次日本?有人说日本民族的特点之一就是过于敏感,您有没有仔细比较过中日两国民族主义各自的特点?

  马立诚:我去过一次日本。有人说,你就去过一次日本,怎么能写文章说日本怎样怎样呢。我回答说,马克思恩格斯一次也没来过中国,但是有本书叫《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》,这是怎么写出来的呢?列宁、斯大林也没来过中国,他们都分别有论中国的著作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他们论中国的著作还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读物,这是什么回事呢?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也没去过日本,她却写了一本《菊花与刀》,介绍日本,还成为一本世界名著。我毕竟还去过日本。所以,根本的问题在于你的思考能力。李敖除了来过大陆之外,从来没离开过台湾,可是他却写了很多谈论别的国家的文章。他说他根本不用出国,他坐在台湾就知道世界上各国的事情。这有一定道理,现在资讯这样发达,获得信息的渠道多得很,只要你有这个能力,又用心,是可以进行研究的。

  世界上的民族主义有共同点。日本的民族主义也是情绪化的,不讲道理的,走极端的,有害于日本的,比如石原慎太郎和少数右翼。我在《对日关系新思维》这篇文章中批判过他们,在别的著作中也批判过他们。

对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诉求应给予理解

  【马立诚认为,日本政府已经公开承认侵略并进行反省。如今日本是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,它的权力制约明摆在那里。我们对于日本想成为政治大国的诉求应给予一定程度的理解。他说,如果狭隘民族主义膨胀起来成为主导的话,就有可能导致擦枪走火甚至战争,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。】

博客中国:我看到您最近写了一篇讲述邓小平和胡耀邦对日观的文章,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样一篇文章呢?

  马立诚:在当今的愤青中,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很强烈。这种情绪爱国实际上是害国,它只会增加中国不理性的形象。林语堂在《机器与精神》等文章中也讲过这样意思的话。他说:爱国各有其道,而最要的一件就是把头脑弄清楚。若是爱国以情不以理,是非利害不明,对于自己与他人的文明,没有彻底的认识,反以守旧为爱国,改革为媚外,那就不是中国的福音了,那就会给中国造成灾难。

   怎么办呢?简单斥责不是办法,我想到了写这样一篇文章。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,他确定了中日世世代代友好这一大政方针。胡耀邦是引导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著名领袖,他提出的中日两国“合则两利、斗则两伤”,是被实践证明的真理。这两位领袖人物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。

  介绍一下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对日观,让年轻人看一看差距在哪里,思考一下,是有益处的。

  博客中国:温家宝总理今年 4 月份的访日被外界称为一次“融冰之旅”。现在中日两国民间的情绪,跟您写《对日新思维》那个时候比,有没有让您感到乐观的变化?

  马立诚:有。在温总理出访日本的消息发布之后,冰就已经开始融了。三月下旬到四月初,是樱花开放的时候。北京玉渊潭公园有很多樱树,当时每天去那里看樱花的人成千上万。在公园里,有很多中国姑娘租了日本和服、打着伞在樱花树下照相留念,还有很多青年购买鲤鱼旗等日本风俗的纪念品。这样一个“樱花热”,可以说是温总理访日成功的一个铺垫。对照一下两年前的情况吧,武汉一些愤青竟要求砍掉那里的樱花树。你说变化大不大?这个变化,折射出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回暖。我相信,每天两三万人去玉渊潭看樱花,绝不是政府动员的。这就说明,老百姓心里希望中日友好。从拒绝战争的本能上,老百姓不愿意走上危险的道路。

  温总理在日本国会发表的讲话,有两点感动和折服了日本。第一句话是说,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,日本政府和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,公开承认侵略并表示深刻反省,对此,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积极评价;第二句话是说,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,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,对此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。 对这两点内容,我略微解释一下。

  第一,关于日本政府和领导人公开承认侵略。中日之间有三个政治文件,其中 1998 年 11 月的《中日联合宣言》说,日方表示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,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和损害,对此表示深刻反省。另外,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,日本政府和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公开表示反省道歉二十多次。过去,我们很少提这一点,甚至于有的愤青还以为日本没有承认过侵略。

  第二,关于日本援助中国现代化建设。日本自 1979 年初到现在,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低息贷款,援助了中国 160 多重要工程。改革开放初期,中国的资金是非常缺乏的,日本的长期低息贷款可以说是雪中送炭。日元贷款的平均利率是 1% 到 2% , 30 年到 50 年偿还。世界银行的贷款利率是 4% , 3 年偿还。中国国内政策性银行的贷款利率是 4% , 10 年偿还。这一点也多少表现了日本反省和道歉的诚意。这个过去我们也不大提。这次温总理肯定了这两点,使日本人看到了中国实事求是的诚意。日本国会议员站起来给温总理鼓掌,说明了融冰之旅成功。

  虽然不能说中日关系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,但坚冰已经打破,道路已经开通,再次克服了困难,回到了明智和成熟的轨道上来。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对温总理访日成功也给与了很高评价,说这次访问的重要性有如 1978 年邓小平访日成功一样。

  博客中国:您谈到要警惕日本右翼,维护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,但您又说不必对日本成为政治大国、军事大国的诉求大惊小怪——恐怕不少人难以接受后者的观点,怎么去说服他们?

  马立诚:日本已经是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了,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。近些年来,日本一直追求成为一个“正常国家”。这个正常国家,就包括要成为一个经济大国、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。这一点,是现实发展的趋势。如果说永远不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,这个办不到,在世界上也说不通。你看看最近世界上最新统计的几个指标,关于创新,关于旅游者给别国的印象等等,日本都是高居世界前列。 2007 年 5 月,最新的一项“世界和平指数”排名出炉(指一个国家追求和平的各种指标),日本排名第 5 位,而中国大陆排名第 60 位。所以,最近中国许多媒介报道说,日本在世界上的形象是远远好于我们的。这引起了很多人思考。当然,日本要想成为政治大国,还需要克服一些障碍,但是这是一个现实发展趋势。我们要适应现实,在中日两国友好互惠的基础上,给予日本一定程度的理解。战争已经结束六十多年了,永远不让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,这个恐怕办不到。如今日本已经是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,它的权力制约明摆在那。

  当然,我们对于极少数日本右翼分子,要保持警惕,揭露他们的非理性鼓噪,揭露他们否定侵略战争的图谋,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。中国有句谚语说:“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”,是不是?特别是在台湾这个关系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,我们要坚持两岸统一的立场,不能让步。这和理解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并不矛盾。这就好像我们既要坚持两岸统一,又要和美国建立合作关系一样,我们现在不正是这样做的吗,今年 9 月,中美两国还要建立军事热线,你怎么理解这个呢?

  博客中国:就是说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时机已经到了?

  马立诚:时机到没到,不是咱们两个人在这里确定的。日本现在要申请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?这是想要成为政治大国的一个标志。在对待日本想成为政治大国的问题上,我认为中国政府保持了一个灵活和现实的态度。这样做,体现了十六大所说的与邻为伴、与邻为善的方针,是适应现实发展的方针,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。

  谈到追求和平,那么,中日两国都要克制各自的民族主义。国际政治学上有个说法叫“误会连着误会”。如果狭隘民族主义过于膨胀,将会压迫本国政府,使本国政府的外交政策选择空间大大缩小。某一国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狂热起来,一定会刺激对方的狭隘民族主义也狂热起来。这种对立,会导致两国政府政策选择空间不断被压缩。于是,只好以强硬来顺应狭隘民族主义的需求。你强硬,我也强硬,这样轮番强硬,结果会是什么呢?有头脑的人都能看出来,就容易导致擦枪走火甚至战争。这并不是故意吓唬人,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。胡耀邦说“斗则两伤”,就是说要预防这种情况。胡耀邦不是无的放矢,他是站得很高,远见卓识,总结了两国以及世界上的经验教训,才讲了这一条。有头脑的人在事情刚刚萌芽的时候,就看出事情的结果。没有头脑的人,在事情已经发生了的时候,还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们不能做没有头脑的人。

  我举个例子:邓小平当年在日本坐了新干线后说,我知道了什么叫现代化,我们要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落后,承认落后就是希望,这次到日本就是向日本讨教来的。事隔三十年后,却有一部分愤青在网上组织签名说,如果引进日本新干线他就卧轨自杀。比起邓小平来,愤青的脑袋太糊涂了。所以网上签名出来之后,当时负责经济的领导同志说,不要用这种大字报式的政治运动来解决国家间的经贸关系问题。

  博客中国:最近我看到有篇文章说,日本人如今是文明人,不想再打仗了——您觉得是不是这样?
  马立诚:这个话没抓住要害。

  博客中国:那您觉得要害在哪里?
  马立诚:要害有三条。

  第一条,日本二战后经过改造,打掉了军国主义专制体制,建立了民主法治的体制。日本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互相制约蛮厉害的。比如日本第二大党民主党,在国会大概有两百多个议员,他们说自己的目标就是在每件事情上找自民党的毛病,尽早把自民党赶下台。除此以外,日本还有共产党、社会党等。我到过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,他们热情地送给我他们的党报《赤旗报》,那上面是揭露、批判日本政府的文章。共产党在国会也有议员,并且在一部分地方掌权。这些在日本都是全部公开的。康德写了《民主和平论》,意思就是说民主的制度能够制止战争。邓小平曾经说,斯大林破坏法制的事情,在美英法这样的国家不会发生。这是因为有法治、有制约的缘故。民主和法治的体制,的确能够约束一小部分想打仗的人的狂热。

  第二条,早期的日本,一些人企图用扩张领土的方式来解决人口膨胀与资源欠缺的矛盾,结果导致大败,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东京等地差不多都被炸平了,而且还挨了原子弹。战后,日本通过技术和贸易立国的方式,解决人口和资源的矛盾,取得非凡的成功。这一对照,使日本在战后总结了教训,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。

  第三条,中国已经不再是“东亚病夫”,中国越来越强大,现在世界上议论的,是中国何时超越美国。中日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比,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随着中国的繁荣昌盛,就综合国力、战略纵深来看,日本越来越不是对手了,日本还怎么打呢?

  这三条是联系在一起的,要综合起来看,有这三条,处理得当的话,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。

历史问题不应成为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

  【从宏观的层面,我们该如何看待历史问题在国家关系间的地位呢?马立诚主张“把历史问题摆到它应有的位置”,他认为,从法律和国家体制的角度来说,对日本发动战争的责任已经进行了清算。】  

  博客中国:有的人认为,历史应该得到清算,在这方面——比如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清算,您持的是怎样一种看法?

  马立诚:从法律的角度来看,对日本发动战争的责任的清算已经进行了。大致有两个重要步骤。

  第一,从 1946 开始到 1956 年,审判日本战犯一共进行了 10 年。在日本,设立了远东军事法庭;在各受害国、交战国成立了 49 个法庭。这些法庭清算了日本国军主义者的战争罪行,共判处死刑 991 人,无期徒刑 491 人,有期徒刑 2946 人。其中,包括中国战区的 10 个军事法庭,从 1946 年到 1949 年,审判了两千两百多起战犯案件,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向井敏明等人被判处死刑。 1956 年,根据毛泽东的指示,中共中央决定对关押在大陆的日本战犯实行宽大政策。最高人民检察院分三次发布对在押日本战犯免予起诉的决定书,共对 1017 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,宽大释放。经过这 10 年审判,从法律上对日本战犯战争罪行的清算已经告一段落。

  第二,二次大战之后美军占领日本,对日本军国主义专制体系进行了大规模整肃,在日本建立了民主法治的国家体制。同时,在学术、思想、教育等方面打击军国主义。举个例子来说,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在日本国内甚至不能提“爱国”两个字。此外,还帮助日本起草了宪法,日本宪法是由美国人制定的。通过以上重大步骤,实际上对日本军国主义已经进行了清算。

  当然,日本还有极少数右翼不死心,不时发出谬论,企图缩小甚至否认战争罪行,这和德国仍然存在极少数纳粹分子一样。虽然这并不是日本的主流,但我们要长期保持警惕。比如日本右翼人士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行为,我们要批驳他们,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客观事实,不容否认。不过,日本右翼团体人数不到日本人口 1% ,不能夸大日本右翼在日本社会的力量,你能说德国还存在极少数纳粹分子,就是没有对德国的战争罪行进行清算吗?这是两件事情。从追究战犯的战争责任,改变发动战争的国家体制以及建立民主法治体制等方面,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都对日本进行了清算。

  博客中国:您觉得历史问题在两国的国家关系当中,应该处于怎样一个位置?

  马立诚:我认为,中日两国的历史问题不是两国关系间的核心问题。几位外交界老前辈说,如果一定要把历史问题放在第一位,当成核心问题的话,那么法国跟德国搞不好,俄国跟德国搞不好,特别是英国跟法国更搞不好。因为英法两个国家之间发生过百年大战。互相杀戮,侵占领土,仇恨甚深。总的来说,欧洲流血战争的次数比亚洲多得多,也就是说,他们的仇恨应该比亚洲更多。欧洲几十个国家在历史上发生的战争可以说是人类最大的浩劫,但这些国家现在相处得很好。英国和法国之间,法国和德国之间,都比中国和日本的冲突要多得多,他们并没有把历史问题放在核心地位,而是现实第一,历史第二。

  今天,法国和德国是欧洲的核心——他们的历史问题比中日历史问题要多——今天他们能走到一起,是因为能够理性地看待国家间关系。法国并没有因为德国今天还存在纳粹分子,就叫嚷和德国开战。同样的,历史问题也不应该成为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,在清算了日本战犯的战争罪行之后,在警惕极少数右翼的同时,我们要看到,现实的发展和现实的互惠关系更重要。我认为,坚持两岸统一,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,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。

  中日两国应牢记“合则两利、斗则两伤”的箴言,努力建立互惠合作的伙伴关系,世世代代友好下去,维护和平,共谋发展,争取早日创建自由贸易区,提升人民生活质量。就中国而言,要在这样的环境下,抓住机遇,学习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,尽快努力建设现代化。我想,这些就是摆在中日两国之间的现实课题,是第一位的问题。

  邓小平 1978 年访问日本时对日本天皇说:“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,今后一切积极向前看。”邓小平所说的过去的事情指什么呢?就是战争。邓小平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,怎么三十年后的今天又过不去了呢?为什么离战争越远越过不去?按道理说,离战争越远,仇恨也就越淡。比如中国元朝曾两次侵略日本,现在人们都淡忘了。邓小平是抗日战争的领导人,能够那样处理中日两国的问题,难道不是对没有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的一个启发吗?胡耀邦也讲中日两国“和则两立,斗则两伤”。这句话包含的道理非常丰富,也非常深刻,值得我们认真思考。虽然现在民智渐开,但什么是大局,什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,世界的战略布局究竟是怎样的,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环境——有些人对这些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明白。

  把历史问题摆到它应有的位置,不妨碍现实的需求与发展,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。

现实问题:中国的发展方向及怎样学习日本

  【马立诚和凌志军自 1998 年出版《交锋》以来,就一直关注国内的改革与发展,可以说,这是马立诚从事的主要工作。他说,写有关日本的文章不过是偶一为之。去年,马立诚又出版了新书《大突破》,研究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状况。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,有哪些地方可以向日本学习呢?】

  博客中国:从 1998 年出版《交锋》起,外界知道您一直关注国内的改革开放和国内的发展,从您去年的新书《大突破——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 》也可以看到这一点,可以向读者简单地介绍一下这本书吗?

  马立诚:这本书是 2006 年 3 月出版的,主要内容是写中国私营经济从 1949 年到 2005 年这 56 年间起伏跌宕的历史。这本书把这 56 年为两大阶段,一个是改革开放之前,另一个就是改革开放之后。我力图用生动的故事和生动的叙述方式写出私营经济坎坷的命运,这样可以增加可读性,引起更多的读者注意,以引起人们的反思。另外,从改革开放之后私营经济复苏与发展的历程,也可以看到整个改革步履的艰难,这就可以更好地认知中国国情。中国私营经济的复苏与发展,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,它的潜力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,从这里,也可以看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趋势和线索。

  博客中国:私营经济发展到底给了中国怎样的启示,用一句话高度概括,您会怎么表达?
  马立诚:中国人只要有了经济自由,就能创造出源源不断的财富。

  博客中国:您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感到乐观吗?
  马立诚:我抱乐观的态度。回首三十年,中国经济改革虽然遇到很多障碍,但总是或快或慢地向前走,这是我感到乐观的理由。

  博客中国:您对中国发生群体性暴力冲突有没有担忧?您过去的搭档凌志军出版了《中国的新革命》一书,“革命”这个词在我看来具有很强的暴力色彩,您会不会建议大家不用或少用这个词?

  马立诚:最近三十年多来,革命的观念在全世界普遍退潮,改革更加受到重视。就世界范围来看,改革已经占了上风。在 1989 年,西方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发生了变化。他们提出:第一,法国大革命之前,王室和贵族已经推出了很多改革措施,而暴力革命中断了改革;第二,暴力本身产生了破环。“革命”这个词,可以做多方面的理解,比如有人提出“绿色革命”等等。我个人倾向于少用这个词。不过,这不是绝对的,因为可以在不同的角度上使用这个词。

  博客中国:您最近在《经济观察报》上连续发表有关中国历史上的改革的文章,着眼点是制度改革吗?您观察中国历史,最深的感触是什么?

  马立诚:在中国历史上,大的改朝换代有十三四次,大的改革也有十三四次。但是改朝换代成功了,而改革却基本失败了。这是一个谜。有人解释说,这是由于中国人屈从于暴力,而拙于制度创新。

  博客中国:为什么中国人不擅长制度创新?
  马立诚:这正是我要探索的问题。我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改革,目前进行了一半,还需要继续研究。

  博客中国:有一点大家恐怕都会觉得毫无疑问,那就是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多的来自国内,比如就业问题、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等等。您认为国内发展面临的瓶颈有哪些?

  马立诚:我认为瓶颈主要有两个,一个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,另一个是经济增长模式问题。

 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。举一个例子,政府现在手里掌握的资源配置的权力过大。政府强力介入和控制,对经济发展有好的一面,也有不利的一面。比如,据统计,五十年来,政府投资有一半是失误的,这中间的浪费有多大?再比如,老百姓最痛恨的腐败问题,也与政府权力过大紧密相关,权力和金钱的交换是一个普遍现象。这就需要约束政府、监督政府,减少政府的权力,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。另外,改善弱势群体的状况,也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。弱势群体要表达,要参与,要维权,这就需要拓宽民主渠道。最近中国媒体在十七大之前热议民主发展,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,有些人还提出要扩大选举层级,要准许农民成立农会,要增强新闻监督,这都是发展民主的内容。这些都是摆在中国面前的很大的问题。

  关于改变经济增长模式。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问题是高消耗、高投资、高污染、低效益。中国的 GDP 占全世界的 5% 左右,而我们消耗的资源——煤的消耗量占全世界总消耗量的 31% ,铁矿是 30% ,钢材是 21% ,铝占 25% 。现在还有很多地方大上重型的污染耗能项目,各地都要大力发展“重化工”。相对来说,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。国务院再三强调要发展第三产业,并没有引起各地足够重视。我们看看最近的例子。太湖的污染多么严重,无锡的喝水都成了问题。还有厦门也准备上污染项目,遭到市民强烈反对。无锡和厦门都是中国很美的地方,还这样干,实在太可惜,对子孙怎能交代得过去?这些说明什么?说明经济增长模式存在严重问题。这样下去,就影响可持续发展。香港第三产业的产值占 GDP 的 90% ,美国占 75% ,中国大陆大约占 40% 。从这个数字的对比中,我们能够找到差距。

  博客中国:最近我们有专栏作家提到中国的环境恶化问题,说起来是痛心疾首。日本在这方面有没有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?

  马立诚:日本的人口密度比中国高很多,日本是一个大规模生产、大量消费、产生大量废弃物的国家。但日本为什么那么干净呢?中国在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第二年,日本就出台了《公害对策基本法》。后面还出台了一系列法规,形成了一个链条,措施很严厉。比如对家庭垃圾的分类要求就非常严格。东京的秋叶原电器一条街是繁华街区,那里有一条河,河里边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层的鱼在游动,有的鱼接近 1 米 长,没有人去打捞,生态环境保持得很好。另外,日本人乘坐地铁,也很少在地铁里打手机或是接手机,因为这样做,噪音会影响车厢里的其他人。香港的环境比日本差一些,但香港环保也不错,依照香港法规,往海里扔垃圾得坐牢,从楼上往下扔东西也要坐牢,扔个烟头要罚 1500 元。香港今年规定,在任何公共场所不准抽烟。我们大陆在这方面认识不够,差距很大,需要学习。《南方周末》前些天在头版发表一篇文章说,“学习日本再出发”,讲得很对。

  博客中国:如果让您开一张需要向日本国民学习的单子,会怎么开?

  马立诚:三句话:重视教育,科技创新,办事认真。日本在 20 世纪初就基本做到了普及高中。中国的目标,是在 2010 年左右实现高中毛入学率 80% 。中国普及高中的程度比日本落后太多,高等教育也落后于日本。教育落后,导致科技创新能力差,也导致愤青多。今年五月,国际经济学家信息中心评选世界上创新能力强的国家,日本排在第一位,超过美英法德,而中国只排在第 54 位。日本人办事认真是出了名的,不用再多说了。

  博客中国:刚才您提到中国的发展瓶颈问题,解决这些问题,您是主张急风骤雨式的解决方式,还是赞成温和的改良?

  马立诚:我主张改良,也就是改革。过去中国暴力太多、革命太多。项羽入咸阳,一把大火烧了阿房宫,烧了三日三夜。李自成进洛阳,把福王煮了吃还不够,也是一把大火烧了福王宫。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,都是通过暴力实现。暴力的破坏性太大。曹雪芹说“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——每一次大规模的暴力,都使社会上可资利用的财富损失殆尽,从头再来。所以,不能再这样搞了。中国的问题,要靠改革解决,不能用暴力冲突的方式解决。一步一步改进再改进,积累小的进步变成大的进步。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,就是渐进改良。

   (2007年6月 博客中国 )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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